关于面子

中国人生理上的面孔固然很有意思，而心理上的面孔更为迷人，值得研究。这个面孔不能洗也不能刮，但可以“得到”，可以“丢掉”“争取”，可以“作为礼物送给别人”。这里我们触及到了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奇异之点。它抽象，不可捉摸，但都是中国人调节社会交往的最细腻的标准。
然而，举出中国人面子的例子很容易，给它下定义却很难。譬如一个在大城市里做官的人，能够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在街道上疾驰，而交通规则只允许每小时35英里。这位当官的是有很大的面子的。如果他的车撞了不仅仅在于个人，警官来到跟前，他就不声不响地从皮夹子里抽出一张名片，有礼貌的笑一笑，车子就扬长而去了，他的面子比前面那位还大。然而，如果这位警察不愿意给他这个面子，假装不认识他，那么这位官员立刻用”北平官话“问他是否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并挥手让司机开车上路。这样，他的面子就更大了。如果这位固执的警官硬要将司机带到局里去，这时，官员就会向警察局长打电话，后者很快就将司机放走，并下令开除那位”不知道官员父亲是谁“的小警察”。这时，官员的脸面就真真变得乐不可支了。 

脸面这东西无法翻译，无法为之下定义。它像荣誉，又不像荣誉。它不能用钱买，它能给男人或女人实质上的自豪感。它是空虚的，男人为它奋斗，许多女人为它而死。它是无形的，却又靠显示给大众才能存在。它在空气中生存，而人们却听不到它那倍受尊敬、坚实可靠的声音。它不服从道理，却服从于习惯。它使官司延长，家庭破产，导致谋杀的自尽。它也能使一个不义之徒由于同乡人的斥责而改邪归正。它比任何世俗的财产都宝贵。它比命运和恩惠还有力量，比宪法更受人尊敬。它经常决定一次军事行动的胜负，它可以推翻政府的一个部。中国人正是靠这种虚荣的东西活着。
将中国人的“面子”与西方人的“荣誉”相混淆，无疑会铸成大错。中国以前的女子常为面子而死，那是因为她裸露的身体被男人看见，正如西方一些妇女曾因为自己生了个私生子而愿意去溺水自杀。然而，在西方，一个男子被扇了耳光而不提出决斗是失掉了“荣誉”，而不是面子。另一方面，一位”道台“老爷的丑公子去逛歌妓院而被拒绝，因此受辱。于是他回府之后带着一班警察去逮捕那个歌女，并关闭妓院。他又争回了自己的“面子”，我们一般人不说他在保卫自己的“荣誉”。
战斗的失败，帝国被葬送，皆因将军们在为自己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尊称而争吵所致，皆因他们为接受失败一些无关紧要的方法意见不同所所致，而不是由于战略战术上的分歧。人们在激烈地争吵，法庭内的斗争也在继续，而聪明仲裁人知道，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实质的东西阻止双方达成一致的意见。他们唯一需要的是一个体面退出的办法，或者是承认错误的合适的措辞。一位将军使一个政党分裂，改变了一声场革命事业的进程，只不过是因为他受到过一个同僚的当众侮辱。男人们愿意辛苦劳作整个夏天，不过是为了使一次葬礼仪式能与这个家庭的地位或面子相适应，而一些濒于破产的古老家庭，愿意使之破落下去，靠借债度日，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
不给人面子就是最大的无礼，就像是一位西方人向对方提出挑战一样。许多官员一个晚上要参加3到4个宴会，宁冒着消化不良的危险，也不使任何一个欲请他赴宴的人失掉面子。许多打了败仗的将军本该砍头或是终身监禁。然而他们却被派往欧洲去做什么“工业”或“教育”考察，作为他们投降的赞赏，这就是顾及他们的面子。这也是中国内战周期性复发的原因。四五年前，政府内阁宣布撤消，原因是避免使用“撤职”这个字眼，以保全某一位部长的面子，他本来被明确地告知滚蛋，或者外加判刑收监。总的来看，与没有什么脸面的人同行，与比有太大的脸面的人同行，要安全得多。在扬子江上的一条轮船上，两个士兵执意要船长给他们一个面子，允许他们进入一间严禁入内的，装有整箱硫磺的房间。他们进去了，并且不顾买办的劝告，坐在箱子上抽烟，而且乱扔烟蒂。结果轮船被炸，这两位士兵成功地保全了自己的面子，却未能保全性命，得到的只是两具烧焦的尸体。这些事情和知识与教养无关。5年以前，上海有位受过教育的将军认为自己的面子大到可以带着超重的行李登上飞机，任凭机组人员抗议、规劝与请求，一概无用。不仅如此，他还要求再给点面子，命令飞行员驾机绕场一周，给那些前来为他送行的人们一饱眼福。因为这位军人有权有势，这个面子他也得到了。然而，驾驶员的精神却多少有点紧张，起飞后东倒西歪，撞在一棵树上。将军最终为自己的面子丢掉了一条腿。任何认为自己的面子大到可以带超重的行李上飞机的人都应丢掉一条腿，并为之感激不尽。
看起来，尽管不可能为面子下定义，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除非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丢掉自己的面子，否则中国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不过，老百姓本来就没有什么面子，问题是当官的什么时候才愿意丢掉自己的面子呢？在大街上，面子被丢掉时，我们的交通才会安全；在法庭上，面子被丢掉时，我们才会有公正的判决；在中央各部，面子被丢掉，面子政府被法治政府取代之时，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