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70列传·太史公自序第七十【1】

昔在颛顼【颛顼(zhuanxu)：五帝之一，黄帝之孙，名高阳。事见《五帝本纪》。】，命南正重以司天【南正：上古天官，职掌天文。重：人名。】，北正黎以司地【北正：上古地官，职掌农事。黎：人名。】。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这二句说：使重黎氏的后裔继续掌管这方面的职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序：掌管。】。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程伯：程国的伯爵。休甫：人名，其为重的后裔还是黎的后裔，语焉未详。又据《楚世家》，重黎则为一人。】。

从前颛顼（ｚｈｕāｎ ｘū 专须）统治天下时，任命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掌管地理。唐虞之际，又让重、黎的后代继续掌管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时期，所以，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周朝时候，程林休甫就是他们的后裔。

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这句说：中止了“世序天地”的职掌而改为掌兵。司马：掌军事的官。后因以为姓氏。】。司马氏世典周史【后来司马氏又世掌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周惠王、周襄王时分别发生了子颓和叔带的叛乱，其间司马氏出走晋国。晋襄公死，臣下在拥立新君的问题上发生冲突，随会奔秦避难，司马氏也因卷入这场斗争而入秦，后转入少梁。随会：也叫士会，他作晋国的中军统帅是后来的事。少梁：古梁国，后被秦国吞并，又名夏阳，在今陕西韩城县南。】。

当周宣王时，重黎氏因失去官守而成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掌管周史。周惠王和周襄王统治时期，司马迁离开周都，到了晋国。后来，晋国中军元帅随会逃奔秦国，司马氏也迁居少梁。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相中山：为中山国相，指司马喜。】。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与张仪争论【事详《张仪列传》。】，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遂拔，因而守之。

自从司马氏离周到晋之后，族人分散各地，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的，做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以传授剑术理论而显扬于世，蒯聩（ｋｕǎｉ ｋｕì 愧）就是他们的后代。在秦国的名叫司马错，曾与张仪发生争论，于是秦惠王派司马错率军攻打蜀国，攻取后，又让他做了蜀地郡守。

错孙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阳。靳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华池：在今韩城西南十七里。】。

司马错之孙司马靳，奉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已更名为夏阳。司马靳与武安君坑杀赵国长平军，回来后与武安君一起被赐死于杜邮，埋葬在华池。

靳孙昌，昌为秦主铁官，当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印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武信君：武臣，秦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徇：攻取。】。诸侯之相王，王印于殷【二句说：诸侯相与称王，项羽封司马卬为殷工，都朝歌。】。

司马靳之孙司马昌，是秦国主管冶铸铁器的官员，生活在秦始皇时代。蒯聩玄孙司马卬（áｎｇ 昂），曾为武安君部将并带兵攻占朝歌。诸侯争相为王时，司马卬在殷地称王。

汉之伐楚，卬归汉，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无泽为汉市长【市长：长安四市的长官。】。无泽生喜，喜为五大夫【五大夫：爵位名。】，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太史公：指太史令，汉时太常属官，秩六百石。】。

汉王刘邦攻打楚霸王项羽之际，司马卬归降汉王，汉以殷地为河内郡。司马昌生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担任汉朝市长之职。无泽生司马喜，司马喜封爵五大夫，死后都埋葬在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做了太史公。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天官：天文星象之学。唐都：汉代天文学家，曾参与制定太初历。】，受《易》于杨何【杨何：汉初易学专家，见《儒林列传》。】，习道论于黄子【道论：道家学说。黄子：即黄生，汉初道家权威，见《儒林列传》。】。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建元、元封：皆武帝年号。】，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愍：忧虑。师悖：师从悖谬，以讹传讹。】，乃论六家之要指曰【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要指：要旨。】：

太史公从师唐都学习天文，从师杨何学习《易经》，从师黄子学习道家理论。太史公在建元至元封年间做官，他忧虑学者不能通晓各学派的要义而所学悖谬，于是论述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说：

《易大传》【《易大传》：即《易系辞》。】：“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此句说：这些学说都是为了治天下的。】，直所从言之异路【直：只。所以言之异路：各自持论不同。】，有省不省耳【这句说：各有优劣。省：善。】。

《周易·系辞传》说：“天下人追求相同，而具体谋虑却多种多样；达到的目的相同，而采取的途径却不一样。”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都是致力于如何达到太平治世的学派，只是他们所遵循依从的学说不是一个路子，有的显明，有的不显明罢了。

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大祥：过分讲究祥瑞灾异。众忌讳：禁忌太多。】，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我曾经在私下里研究过阴阳之术，发现它注重吉凶祸福的预兆，禁忌避讳很多，使人受到束缚并多有所畏惧，但阴阳家关于一年四季运行顺序的道理，是不可丢弃的。

儒者博而寡要【博而寡要：太广博而不够扼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

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气力却很少功效，因此该学派的主张难以完全遵从；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则是不可改变的。

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

墨家俭啬而难以依遵，因此该派的主张不能全部遵循，但它关于强本节用的主张，则是不可废弃的。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却刻薄寡恩，但它辨正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张，则是不可更改的。

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俭：通“检”，拘执概念。】；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动合无形：一举一动符合于大道。】，赡足万物。

名家使人受约束而容易失去真实性；但它辩正名与实的关系，则是不能不认真察考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之“道”，使万物丰足。

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道家之术是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之说，吸收儒墨两家之长，撮取名、法两家之精要，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树立良好风俗，应用于人事，无不适宜，意旨简约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

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去健羡：去掉刚强贪欲。绌聪明：即绝圣弃智。绌，同“黜”。】，释此而任术【此：指儒学。术：指道术。】。

儒家则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导，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臣下随从。这样一来，君主劳累而臣下却得安逸。至于大道的要旨，是舍弃刚强与贪欲，去掉聪明智慧，将这些放置一边而用智术治理天下。

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身体和精神受到扰乱，不得安宁，却想要与天地共长久，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

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八位：八卦方位。十二度：十二星次。二十四节：二十四节气。教令：戒律。】，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

阴阳家认为四时、八位、十二度和二十四节气各有一套宜、忌规定，顺应它就会昌盛，违背它不死则亡。

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大经：指主要的规律。】，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这未必是对的，所以说阴阳家“使人受束缚而多所畏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自然界的重要规律，不顺应它就无法制定天下纲纪，所以说“四时的运行是不能舍弃的”。

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即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六经。】，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当年：犹言毕生。】，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儒家以《诗》、《书》、《易》、《礼》、《春秋》、《乐》等《六艺》为法式，而《六艺》的本文和释传以千万计，几代相继不能弄通其学问，有生之年不能穷究其礼仪，所以说儒家“学说广博但殊少抓住要领，花费了力气却很少功效”。至于序列君臣父子之礼，夫妇长幼之别，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改变它的。

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茅茨不剪：以茅草盖屋顶而不加修剪。】，采椽不刮【采椽不刮：以树木为椽而不加刮削。】。食土簋，啜土刑【土簋(gui)、土刑：皆陶制餐具。】，粝粱之食【粝粱：粗粮。】，藜藿之羹【藜藿：野菜。】。夏日葛衣，冬日鹿裘。”

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谈论他们的品德行为说：“堂口三尺高，堂下土阶只有三层，用茅草搭盖屋顶而不加修剪，用栎木做椽子而不经刮削。用陶簋吃饭，用陶铏喝汤，吃的是糙米粗饭和藜藿做的野菜羹。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

其送死，桐棺三寸【相棺：相木为棺。三寸：指厚度。】，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

墨家为死者送葬只做一副厚仅三寸的桐木棺材，送葬者恸哭而不能尽诉其哀痛。教民丧礼，必须以此为万民的统一标准。假使天下都照此法去做。那贵*尊卑就没有区别了。世代不同，时势变化，人们所做的事业不一定相同，所以说墨家“俭啬而难以遵从。”

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

墨家学说的要旨强本节用，则是人人丰足，家家富裕之道。这是墨子学说的长处，即使百家学说也是不能废弃它的。

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职不得相逾越，虽百家弗能改也。

法家不区别亲疏远近，不区分贵*尊卑，一律依据法令来决断，那么亲亲属、尊长上的恩爱关系就断绝了。这些可作为一时之计来施行，却不可长用，所以说法家“严酷而刻薄寡恩”。至于说到法家使君主尊贵，使臣下卑下，使上下名分、职分明确，不得相互逾越的主张，即使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更改的。

名家苛察缴绕【苛察缴绕：烦琐纠缠。】，使人不得反其意【反其意：寻思究竟。】，专决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俭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参伍：参差交互，即综合各方面来加以考察。】，此不可不察也。

名家刻细烦琐，纠缠不清，使人不能反求其意，一切决取于概念名称却失弃了一般常理，所以说它“使人受约束而容易丧失真实性”。至于循名责实，要求名称与实际进行比较验证，这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察的。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老子》：“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因循：犹顺应。】。无成势【成势：一成不变的势态。】，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这三句说：应付事物因时制宜，不抢先，不落后，故能主宰万物。】。

道家讲“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容易施行，其文辞则幽深微妙，难以明白通晓。其学说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用原则。道家认为事物没有既成不变之势，没有常存不变之形，所以能够探求万物的情理。不做超越物情的事，也不做落后物情的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

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这几句说：道家之术既有法度也无法度，以能顺应事物发展规律，随时应变为归依。】。故曰“圣人不巧，时变是守”【这两句引自《鬼谷子》佚文说：圣人不贵机巧，牢守因时通变这个原则。】。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

有法而不任法以为法，要顺应时势以成其业；有度而不恃度以为度，要根据万物之形各成其度而与之相合。所以说“圣人的思想和业绩之所以不可磨灭，就在于能够顺应时势的变化。虚无是道的永恒规律，顺天应人是国君治国理民的纲要”。

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

群臣一齐来到面前，君主应让他们各自明确自己的职分。其实际情况符合其言论名声者，叫做“端”；实际情况不符合其言论声名者，叫做“窾”。不听信“窾言”即空话，奸邪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肖自然分清，黑白也就分明。问题在于想不想运用，只要肯运用，什么事办不成呢。

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复反无名：回归自然。】。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

这样才会合乎大道，一派混混冥冥的境界。光辉照耀天下，重又返归于无名。大凡人活着是因为有精神，而精神又寄托于形体。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形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形、神分离就会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复生，神、形分离便不能重新结合在一起，所以圣人重视这个问题。

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这二句说：精神为生命之主宰，形体为生命之基础。】。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这几句说：如不先处理好神形关系，而说“我会治理天下”，怎么办得到呢？】？

由此看来，精神是人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依托。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身体，却侈谈“我有办法治理天下”，凭借的又是什么呢？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迁生龙门【龙门：山名，在今陕西韩城东北。】，耕牧河山之阳【河山之阳：指龙门山之南。】。年十岁则诵古文【古文：指用秦以前古体字书写的典籍，如《春秋》、《国语》等。】。

太史公职掌天文，不管民事。太史公有子名迁。司马迁生于龙门，在黄河之北、龙门山之南过着耕种畜牧生活。年仅十岁便已习诵古文。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禹穴：在今浙江绍兴会稽山，相传禹会诸侯计功于此。】，窥九疑【九疑：山名，在今湖南宁远县。】，浮于沅、湘【沅、湘：二水名，在湖南境内。】；北涉汶、泗【汶、泗：二水名，在山东境内。】，讲业齐、鲁之都【讲业：讲习儒业。】，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乡射：古代礼仪活动之一，有练武和选贤两种目的。邹：汉县名，今山东邹县东南。峄：山名，在今邹县东南。邹峄是孟子的故乡。】；厄困鄱、薛、彭城【鄱：同“蕃”，汉县名，在今山东滕州境内。薛：汉县名，在今山东滕州东南。彭城：今江苏徐州。属楚。】，过梁、楚以归【梁：今河南开封。】。

二十岁开始南游江、淮地区，登会稽山，探察禹穴，观览九疑山，泛舟于沅水湘水之上；北渡汶水、泗水，在齐、鲁两地的都会研讨学问，考察孔子的遗风，在邹县、峄山行乡射之礼；困厄于鄱、薛、彭城，经过梁、楚之地回到家乡。

于是迁仕为郎中【郎中：皇帝侍从人员，属郎中令。】，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略：行视。邛：邛都，今四川西昌东。笮：笮都，今四川汉源东北。】，还报命。

于是司马迁出仕为郎中，奉命出使西征巴蜀以南，往南经略邛、笮、昆明，归来向朝廷复命。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是岁：指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封：封禅。】，而太史公留滞周南【周南：周成王时，周公、召公分陕而治，陕以东称周南。此实指洛阳。】，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

这一年，天子开始举行汉朝的封禅典礼，而太史公被滞留在周南，不能参与其事，所以心中愤懑，致病将死。

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

其子司马迁适逢出使归来，在黄河、洛水之间拜见了父亲。太史公握着司马迁的手哭着说：“我们的先祖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夏之世便显扬功名，职掌天文之事。后世衰落，今天会断绝在我手里吗？你继做太史，就会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

今天子接千岁之统【接千岁之统：指上接周成王之封禅，其去元封不足千年，此举成数。秦始皇虽然也有封禅之事，但汉朝自视上接周代，故不论。】，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现在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而我不能随行，这是命啊，是命啊！我死之后，你必定要做太史；做了太史，不要忘记我想要撰写的著述啊。

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这几句说：天下的人称诵周公，是因为他能够撰述歌颂文王、武王的德业，宣传他本人与召公的风教，表达太王、王季的思虑，再上推行公列，以推尊其始祖后稷，可谓至孝。】。

再说孝道始于奉养双亲，进而侍奉君主，最终在于立身扬名。扬名后世来显耀父母，这是最大的孝道。天下称道歌诵周公，说他能够论述歌颂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邵的风尚，通晓太王、王季的思虑，乃至于公刘的功业，并尊崇始祖后稷。

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获麟：指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西狩获麟，事见《孔子世家》。】，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史记：历史载籍。放绝：散失断绝。】。

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败，礼乐衰颓，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典籍，修复振兴被废弃破坏的礼乐，论述《诗经》、《书经》，写作《春秋》，学者至今以之为准则。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诸侯相互兼并，史书丢弃殆尽。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悉论：一一撰述。所次旧闻：所积累的史料。】，弗敢阙。”

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我作为太史都未能予以论评载录，断绝了天下的修史传统，对此我甚感惶恐，你可要记在心上啊！”司马迁低下头流着眼泪说：“儿子虽然驽笨，但我会详述先人所整理的历史旧闻，不敢稍有缺漏。”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迁为太史令：司马迁作太史令在元封三年(前108)。】，紬石室金匮之书【紬：同“抽”，阅读思考。石室金匮：国家藏书馆、档案室。】。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天历始改：始改用太初历，即改秦历为夏历。】，建于明堂【明堂：天子举行隆重典礼的礼堂。】，诸神受纪【受纪：接受新历。】。

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任太史令，开始缀集历史书籍及国家收藏的档案文献。司马迁任太史令五年正当汉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汉朝的历法开始改用夏正，即以农历一月为正月，天子在明堂举行实施新历法的仪式，诸神皆受瑞纪。

太史公曰【太史公：作者自称。】：“先人有言【先人：指司马谈。】：‘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五百岁：此非实数，乃指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语出《孟子·尽心》。下同。】。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伙》，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太史公说：“先人说过：‘自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死后到现在五百年，有能继承清明之世，正定《易传》，接续《春秋》，意本《诗》、《书》、《礼》、《乐》的人吗？’其用意就在于此，在于此吧！我又怎敢推辞呢。”

《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最后一篇，是《史记》的自序，也是司马迁的自传，人们常称之为司马迁自作之列传。不仅一部《史记》总括于此，而且司马迁一生本末也备见于此。文章气势浩瀚，宏伟深厚，是研究司马迁及其《史记》的重要资料。

《自序》历述了太史公世谱家学之本末。从重黎氏到司马氏的千余年家世，其父司马谈重老庄之学术思想，司马迁本人成长经历，继父志为太史公，及其著述《史记》之始末，无不具备于篇中。但作者娓娓道来，错落有致，累如贯珠。叙写司马迁千余年家世，不过数百字，而系次井然。耕牧壮游，磊落奇迈的倜傥少年形象跃然纸上。父子执手流涕，以史相托付，场面又何其凝重。草创未就，横被腐刑，愤懑不平之辞，又使读者不禁掩卷叹息。特别是作者用相当篇幅序写六家的要旨，论道六经的要义，充分而深刻地反映了司马父子的学术思想。对儒、墨、名、法、道及阴阳六家的分析精辟透彻，入木三分，指陈得失，有若案断，虽历百世而无可比拟。

《自序》明述了作书之本旨，概述了各篇的写作旨趣。一般说来，书之为序其义有二：一曰，序者，绪也，所以助读者，使易得其端绪也。二曰，序者，次也，所以明篇次先后之义也。《自序》可以说是兼此二义。推本春秋，考信六艺，这一宗旨或殿于卷末，或冠于篇首，反复述明；又分别标明诸篇小序，申明为某事作某本纪，为某事作某年表等等，全书纲领体例，《自序》中莫不灿然明白。读者在读《史记》之前，须将《自序》篇熟读，深沉有得，然后可读诸纪、传、世家；读纪、传、世家若不得其解，仍须从《自序》中求得。这实乃司马迁在教人读《史记》的方法。其体制如《周易》的《系辞》，《毛诗》的《小序》，皆关系到一书的体要。清人牛运震曾评价：“《自序》高古庄重，其中精理微者，更奥衍宏深，一部《史记》精神命脉，俱见于此太史公出格文字。”（《史记评注》）

《史记》自《黄帝本纪》起百三十篇，合而论之，总是一篇。篇终必须收束得尽，承载得起，意理要包括得完，气象更要笼罩得住。《史记》的最后一篇以自序世系开始，逐层卸下，中载六家、六经两论，气势已极隆，后又排出一百三十段，行行列列，整整齐齐，最后又总序一百三十篇总目，其可谓无往不收，无微不尽。其文势有如百川汇海，万壑朝宗，难怪乎后世之学士文人有望洋向若之叹了。